我小时候受的教育是，“咱们穷归穷，但要有骨气“。初中时候，最流行的《辽宁青年》式的口号是：“人不可有傲气，必须有傲骨”。还有知名的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。
我乡下长大的人，被洗脑洗久了，就会天然认为“生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。 到什么程度呢？ 看《神雕侠侣》的时候，读到尹志平侵犯小龙女的章节，拍案大怒，以致于疯狂的把书撕掉，好几天意不能平。直到高中我读到鲁迅的《我之贞烈观》，对自己脑海中的贞烈观念大为震惊。
再后来，读到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说“幽系长安内廷，身遭腐刑，而幽居陋室”，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，这都不死吗？尊严何在呢？人家李广“年六十余矣，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”，说死就死了，你这么大的羞辱都能忍啊？。
这种强烈的反差，让我突然意识到一个惊人的道理，就是跟尊严比，生死确实不大重要；但是跟价值比，尊严也并没有那么重要。司马迁放下尊严，是因为他的价值远比尊严重要；李广放下生命，是因为他的价值已经完成了，没有空间了，所以生命不如尊严重要。
再后来，读到赵氏孤儿、读到豫让刺赵襄子，大为感慨，春秋战国时候，价值体系就很简单明白了：人活着，价值是第一位的，也是唯一的目的。所以，再后来看《纸钞屋》（Money Heist）这类大盗，就很少道德评判，而是价值评判——偏欣赏的价值评判，做什么不重要，生死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才华啊，需要绽放！所以我就喜欢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“flourishing”——活出价值，活出潜能。
但是，中国人在过去三千年的战乱频仍中苟延残喘，丢掉了价值，只剩下“苟且”了。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变成了虚化的“尊严”和“人上人”体系。所以，当个小鸡巴老板就要有司机和女秘书；当个科长就要前呼后拥；当个皇帝，就要万邦来朝，四夷宾服。
我有个堂兄，我觉得智商怎么也要高我10个点，但是学画的时候，被老师批评了几句，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严重伤害，选择去做了有尊严的保安，一做就是30几年。90年代初，我这个堂兄的弟弟，我二堂兄，本来在青岛工厂里面工作，收入不错，但因为生病后，厂里领导没有来看望，感觉到很屈辱，辞职回乡做农民，这一干就是几十年啊，至今还是单身汉。
越是穷，越是被“尊严”洗脑的猛烈，而放弃了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。你“小日本”（小台湾、小香港）践踏了我的国土，伤害了我的尊严，我要你好看！
一坨毫无价值的狗屎，偏偏热衷于维护祖国的尊严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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