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父亲走了。
他老人家是个大力出奇迹的典范，也不知道对错，也没有方向，也没有策略，只是大力，就从农村走到乡镇，从乡镇走到县城。
越穷困越底层越需要大力，因为周围人的认知几乎都是错的，除了大力别无选择。猛和勇是穷人翻身的两大法宝。
要是说起来，我父亲外在显出来的，几乎全是缺点。暴躁的性子，一点就着，曾经拿着一把手术刀追着镇上一个大流氓两里地远；耳根软，别人如果假意对他好，说什么都信，一拱火就上，是人人可以利用的枪头；攻击性强，擅长指责和批评他人，不说是万人嫌，也是百人厌吧。那个时候，大多数乡镇医院的院长都是转业军人或者行政出身，几乎不懂专业，我父亲几乎攻击了每一任院长——以致于任何一个乡镇医院不敢收留他，被迫去了县公费医疗门诊，也算是因祸得福的神奇例子。
但是我父亲有些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的优点组合。
发心善。开药治病能不花钱就不花钱。曾经负责计划生育手术的时候，人家要是独生，他就冒着被开除公职的危险，悄悄做个假的结扎手术，给别人传宗接代的机会。他居然还因为人人都知道的善意和耿直，被调去负责过文革后平反的工作，当时他的原则是能平反尽平反，有证据的给平反，没有证据的，甚至到处调研去帮助对方寻找证据来平反——因为官方的身份，他比当事人有更大的力度来整理和收集证据。
开放，所谓的open-minded。哪怕他做了几十年医生到处讲天天讲高血压要少吃油，当我跟他说，脂肪导致高血压是臆测，而没有实际证据的时候，他很豁然的就接受了。理解自己可以犯错，并且坦然接受自己会犯很多错的人,一生都在犯错的人，说百里挑一，低估了。
我父亲还有种奇怪的开阔，不真的记仇，会下意识的原谅——教义里经常说的宽恕。我父亲的爷爷是被他的二爷爷诬告而遭枪杀的，以致于我父亲和我叔叔们都沾上了“反革命家属”的黑帽子，步履维艰。但我父亲愤怒归愤怒，委屈归委屈，但并不真的记了血海深仇。他跟我说，当时只是普通的家庭矛盾，去告“忤逆不孝”，按照清政府或者民国的惯例，就是乡里调解下，分个是非就好；但没想到碰到游击队，二话不说就直接枪毙了，还牵连几代人，不是二太爷爷家的初心。他自己也曾被别人构陷，文革中因为画毛主席像，不小心染了墨，蹲了半年大牢；但他几十年来，谈起这个事，居然都当个笑谈，不说是谁干的，也不太在意，只是说吃一堑长一智吧，都是普通人，在特殊形式下做了恶魔，最可怕的是制度和环境。我父亲对汉娜.阿伦特所谓平庸之恶的理解，可能超越了绝大多数哲学家。
对学习的热情，在我看来，已经接近神了。43岁零基础跟着收音机学英语，居然还考过了副主任医师的资格；那个破破的收音机和黄皮的薄冰写的《英语语法》是我小时候对英语的印象。83岁的时候，他跟姐姐说，我想学弹钢琴。每次想起他用一指禅弹钢琴的样子，不禁倏然泪下，不能自已。
再见，我的父亲，我的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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