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人生大概已经走完了三分之一——前提是我能活到一百五。
而这三分之一里，被人评价最多的一句话，不是“你真聪明”，也不是“你真努力”，更不是“你真勇敢”。
是：“你太极端了。”
初二的时候，小流氓欺负我。 我打不过，脑子也不够灵活去讲道理。于是我做了一个很差的决定——我带了刀，跟着他。 我当时的逻辑很简单：既然打不过，那就把“我输得起”的成本抬到对方不敢下注。 结果当然被评价：太极端了。
初三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一件更“冒犯”的事： 老师们的知识结构，大多停在“中专和大专之间那条尴尬的坡上”。 我不是说他们人不好，我是说他们的教学，对我这种野心勃勃又不懂谦虚的学生来说，信息密度太低。 于是我开始不再听课，自学一切。 被评价：太极端了。
到了高中，我就更坦然了。 我甚至开始喜欢一切极端分子——不是喜欢他们的结论，而是喜欢他们那种把话说到尽头的劲。 极端愤青，鲁迅；极端自恋，李敖；极端不羁，古龙。 他们像三把刀：一把割假话，一把割虚伪，一把割胆怯。割完之后，疼，但清醒。
大学更有意思。 我对那种“语言和行为都走到悬崖边”的人，会产生一种不由自主的欣赏，甚至惊羡。
比如织田信长那句——“我非破坏者，乃重塑者。若神佛阻我，神佛亦可焚。”这不是正确，这是彻底：把权威当作可燃物。 还有维特根斯坦那种冷幽默—— “钱会腐蚀穷人，但富人本来就已经被腐蚀了，所以给他们没关系。”像在你脸上轻轻扇了一巴掌，疼的是道德幻觉。 还有奥派经济学那句——
“通往地狱之路，往往是由善意铺就的。” 它提醒你：好心从来不天然免罪，尤其当它拿着权力、拿着预算、拿着宏大叙事。
所以我一直怀疑：我是不是天生就是那种心理结构偏“极端”的人。 不是暴力那种极端，是思维那种极端—— 一旦我觉得某个问题是真的，我就会想把它推到最底层，把它问到无处可退。
年长一些，我开始动起了“改造自己”的念头。 我想：也许我学学儒，修修道，练练佛，能不能从倒反天罡的极端里抽离出来，变成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君子？ 于是我读孔子、孟子，一路读到王阳明； 看老子、庄子，再看到黄元吉； 又念佛经，从净土到禅宗，从唯识到各种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文盲的义理。
结果非常荒诞： 我本来是“偶尔有人说我极端”， 后来修着修着，竟然演变成人人都说我极端。
而且这个评价出现得越来越快。 只要我真诚坐下来聊天，十分钟以内，那句话就会像自动回复一样跳出来： “你太极端了。”
过去这句话如芒在背； 现在这句话对我来说，如仙音绕梁。 因为我终于明白：这句话真正的含义往往不是“你错了”，而是—— “你说的东西我接不住。”他们不是反对你，他们是在防御自己。
世界上大多数“你太极端了”，翻译过来其实是： “你把我赖以生活的那套自我安慰拆掉了，我有点冷。”
我修了几十年，没能改变任何人对我的评价。 但我成功改变了一件更关键的事：我对评价的感受。
现在，“极端”对我意味着什么？ 意味着：我知道这个想法离经叛道、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但我仍然坚持—— 那多半不是因为我倔， 而是因为我已经在心里把反对意见都过了一遍，甚至替对方写完了辩护词，最后仍然选择不退。 如果我还愿意把话说出来，那说明它至少配得上被认真对待。
当然，我也越来越警惕另一种“极端”： 那种靠情绪撑起来的极端，靠立场取暖的极端，靠吼叫取代推理的极端。 那不叫极端，那叫偷懒。 真正的极端，不是把音量开到最大； 是真诚把逻辑推到尽头，并且为此承担代价。
所以你看，我是“极端非恐怖分子”。
我不炸地铁，不炸大楼。
我顶多炸一点——
炸掉你脑子里那些被默认正确、却从未认真想过的东西。
结尾我想说句非常不极端的话：
我并不要求别人同意我，我只希望别人别用“温和”来偷懒。
因为很多人所谓的温和，不过是把锋利藏起来，把勇气折起来，把脑子关机，然后向世界示好：
“你看，我很安全，我不麻烦你思考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