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起科技进步，总有一群人像刚从冰窖里钻出来的遗老，带着一身阴鸷的寒气，苦口婆心地劝你：“别高兴太早，这玩意儿是来抢饭碗的！”
最近这个“玩意儿”成了AI。于是我们又一次听到了熟悉的哀嚎：翻译要饿死了，插画师要上街要饭了，连程序员都要去送外卖了——哦不对，送外卖可能也被无人机抢了，只能去应聘流浪汉了。
这种情绪，在经济学上有个专门的雅称，叫“卢德分子谬误”。
卢德（Ned Ludd）这哥们儿，两百年前在英国带头砸织布机。在他眼里，那不是机器，那是吞噬他们生计的钢铁怪兽。他觉得这世上的活儿就像一锅定额的红烧肉，机器多吃一口，人就少吃一口。
两百年过去了，卢德的子孙满天下，逻辑还是那个逻辑：存量思维，也就是“世界是一场零和游戏”。
这种逻辑最大的荒谬之处在于：它总是假设人类的需求是有限的，生活是停滞的。
如果你跟十九世纪末的伦敦人说，未来马车会消失。他一定会吓得尿裤子，并言之凿凿地推论：“没马车了，马车夫就失业了；没人铲马粪了，环卫工人也失业了；城里没马了，种草料的农民也得饿死。天呐，伦敦要完，人类要完！”
那是他们当时唯一的危机感——他们正愁着城里马粪太厚，专家预言伦敦会被三米深的马粪淹没。
结果呢？汽车来了。
马车夫确实不干了，他们学会了握方向盘。马粪确实没了，但随之而来的是铺遍全球的高速公路、石油化工厂、汽车影院、甚至是因为交通便利而兴起的郊区房地产。当初那帮在马粪里瑟瑟发抖的专家，做梦也想不到世界上会出现“洗车房小姐姐”或“自动驾驶算法工程师”这种职业。
为什么我们预见不到新职业？
因为人类的想象力，总是在被当下的生产关系“贫困限制”。
互联网刚萌芽的时候，你告诉一个国营商场的售货员，说未来有一种职业叫“直播带货”。她一定会斜着眼看你：“啥？对着个小黑匣子嚎两嗓子，就能卖出货？那还要柜台干嘛？没柜台我不得饿死？”
她理解不了，因为她想象不到带宽会便宜到能实时视频，也想象不到全国甚至全球的信用体系能浓缩进一个支付二维码里。
现在轮到AI了。你觉得AI沟通比真人顺畅，性爱娃娃比伴侣自适应，这很正常。这说明AI正在把那些“原本就不像人干的、机械的、讨好型的”劳动接管过去。
当“完美服务”变得像自来水一样廉价时，人类会产生新的怪癖。比如，未来可能会有富豪专门花重金聘请一个“有脾气的真人管家”。这个管家可能算账没AI快，但胜在他会跟老板顶嘴，会有偶尔的失落，会有一种名为“真实”的、带刺的复杂性。
毕竟，当完美成了地摊货，不完美就成了奢侈品。
驳斥这种恐惧，其实只需要一个最冷的逻辑：
如果拒绝进步能保住就业，那我们应该禁止一切高效工具。为了让大家都有活干，咱们别用收割机了，全回地里用手拔草；别用自来水了，全去井边挑水；最好把缝纫机也烧了，全世界的女红都得手工缝，这样就业率绝对百分之百，大伙儿从早干到晚，谁也别想歇着。
但问题是，那是你想过的日子吗？
技术的本质，是把人类从“工具人”的身份中赎买出来。 织布机把手工业者赎买成了产业工人，汽车把马车夫赎买成了司机，AI则正打算把我们从屏幕和枯燥的逻辑对白中赎买出来。
至于那些被赎买出来的人去干嘛？
历史告诉我们：人类只要闲下来，就一定能折腾出一些新的、在旧时代看来极其荒谬、但在新时代极其高尚的“正经事”来。
所以，收起对AI的恐惧吧。如果马车夫当年能学会开车，你大概率也能学会跟AI调情。至于那些实在不想进化的人，大概只能留在马粪坑里，继续悲愤地砸他的织布机了。